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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孔子(杨伯峻)
作者:管理员    发布于:2015-03-07 11:07:34    文字:【】【】【
第一部分  孔子身世
  孔子名丘,字仲尼,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(《公羊传》和《穀梁传》,即公元前五五一年),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,相差仅一年。前人为些打了不少笔墨官司,实在不必。死于鲁哀公十六年,即公元前四七九年,终年实七十二岁。
  孔子自己说:“而丘也,殷人也”(《礼记·檀弓上》),就是说他是殷商的苗裔。周武王灭了殷商,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。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,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超过五代,便改为孔氏。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(见《左传》桓公元年和二年)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·索隐》,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氏的逼迫而出奔到鲁国,防叔生伯夏,伯夏生叔梁纥,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,因此孔子便成为鲁国人。
  殷商是奴隶社会,《礼记·表记》说:“殷人尚神”,这些都能从卜辞中得到证明。孔子也说:“殷礼,吾能言之。”(3·9)孔子所处的时代,正是奴隶社会衰亡,新兴封建制兴起的交替时期。孔子本人便看到这些迹象。譬如《微子篇》(18·6)耦耕的长沮、桀溺,不但知道孔子,讥讽孔子,而且知道子路是“鲁孔丘之徙”。这种农民,有文化,通风气,有自己的思想,绝对不是农业奴隶。在孔子生前,鲁宣王十五年,即公元前五九四年,鲁国实行“初税亩”制,即依各人所拥有的田地亩数抽收赋税,这表明了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。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》说:“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”这是奴隶社会的情况。天下的土地便天子的土地,天子再分封一些给他的宗族、亲戚、功臣和古代延续下来的旧国,或者成为国家,或者成为采邑。土地的收入,大部分为被封者所享有,一部分还得向天子纳贡。土地的所有权,在天子权力强大时,还是为天子所有。他可以收回,可以另行给予别人。这种情况固然在封建社会完全确立以后还曾出现,如汉代初年,然而实质上却有不同。在汉代以后,基本上已经消灭了农业奴隶,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。而在奴隶社会,从事农业的基本上奴隶,土地既是“王土”,当然是不得自由买卖。鲁国的“初税亩”,至少打破了“莫非王土”的传统,承认土地为某一宗族所有,甚至为某一个人所有。一部《春秋左传》和其他春秋史料,虽然不曾明确地记载着土地自由买卖的情况,但出现有下列几种情况。已经有自耕农,长沮、桀溺便是。《左传》记载着鲁襄公二十七年(孔子出生后五年或六年),申鲜虞“仆赁于野”,这就是说产生了雇农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五年说鲁国的季氏“隐民多取食焉”,隐民就是游民。游民多来自各方,也很有可能来自农村。游民必然是自由身份,才能向各大氏族投靠。春秋时,商业很发达,商人有时参与政治。《左传》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着郑国商人弦高的事。他偶然碰着秦国来侵的军队,便假借郑国国君名义去稿劳秦军,示意郑国早有准备。昭公十六年,郑国当政者子产宁肯得罪晋国执政大臣韩起,不肯向无名商人施加小小压力逼他们出卖玉环。到春秋晚期,孔子学生子贡一面做官,一面做买卖。越国的大功臣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,便抛弃官位而去做商人,大发其财。这些现象应该说明两点:一是社会购买力已有一定发展,而购买力的发展是伴随生产力,尤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。没有土地所有制的改革,农业生产力是不容有较快较大发展的。于是乎又可以说明,田地可能自由买卖了,兼并现象也发生了,不仅雇农和游民大量出现,而且商人也可以经营皮毛玉贝等货物,经营田地和农产品。
  至于“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这一传统,更容易地被打破。周天子自平王东迁以后,王仅仅享有虚名,因之一般土大夫,不仅不是“王臣”,而且各有其主。春秋初期,齐国内乱,便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位之战。管仲和召忽本是公子纠之臣,鲍叔牙则是小白(齐桓公)之臣。小白得胜,召忽因之而死,管仲却转而辅佐齐桓公。晋献公死后,荀息是忠于献公遗嘱拥护奚齐的,但另外很多人却分别为公子重耳(晋文公)、公子夷吾(晋惠公)之臣。有的甚至由本国出去做别国的官,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六年便述说若干楚国人才转为晋国所用的事情。即以孔子而言,从来不曾做过“王臣”。他从很卑微的小吏,如“委吏”(仓库管理员),如“乘田”(主持畜牧者——见《孟子·万章下》),进而受到鲁国权臣季氏的赏识,才进入“大夫”的行列。鲁国不用他,他又臣仕于自己讥评为“无道”的卫灵公。甚至晋国范氏,中行氏的党羽佛佾盘踞中牟(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和邯郸市之间),来叫孔子去,孔子也打算去(17·7)。这些事例,说明所谓“莫非王
土”,“莫非王臣”的传统观念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,形势的变迁,被人轻视,甚至完全抛弃了。
  孔子所处的社会,是动荡的社会;所处的时代,是变革的时代。公元前五四六年,即孔子出生后五、六年,晋、楚两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弭兵大会。自此以后,诸候间的兼并战争少了,而各国内部,尤其是大国内部,权臣间或者强大氏族间的你吞我杀,却多了起来了。鲁国呢,三大氏族(季氏,孟氏,仲氏)互相兼并现象并不严重,但和鲁国公室冲突日益扩大。甚至迫使鲁昭公寄居齐国和晋国,死在晋国边邑乾候,鲁哀公出亡在越国,死在越国。
  这种动荡和变革,我认为是由于奴隶社会崩溃而逐渐转化为封建社会引起的。根据《左传》,在孔子出生前十年或十一年,即鲁襄公十年,鲁国三家大夫便曾“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”。这就是把鲁君的“三郊三遂”(《尚书·费誓》)的军赋所出的的土地人口全部瓜分为三,三家各有其一,而且把私家军队也并入,各帅一军。但三家所采取的军赋办法不同。季氏采取封建社会的办法,所分得的人口全部的军赋解放为自由民。孟氏采取半封建半奴隶的办法,年轻力壮的仍旧是奴隶。叔孙氏则依旧全用奴隶制。过二十五年,又把公室再瓜分一次,分为四份,都废除奴隶制。这正是孔子所闻所见的国家的大变化。在这种变革动荡时代中,自然有许多人提出不同主张。当时还谈不上“百家争鸣”,但主张不同则是自然的。孔子作为救世者,也有他的主张。他因而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主张称为“异端”。还说:“攻乎异端,斯害也已。”(2·16)
  孔子的志向很大,要做到“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”。(5·26)在鲁国行不通。到齐国也碰壁,到陈、蔡等小国,更不必说了。在卫国,被卫灵公供养,住了较长时间,晚年终于回到鲁国。大半辈子精力都用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。他对后代的最大贡献也就在这里。
第二部分  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
  孔子的世界观,留在下面再谈。我们先讨论孔子思想体系即他的世界观的形成的渊源。我认为从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中选择那些最为可信的,来论定孔子的阶级地位、经历、学术以及所受的影响等等,这就是可以确定孔子的思想体系形成的渊源。
  第一,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,但早已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,他自己说:“吾少也践。”足以说明他的身世。他父亲,《史记》称做叔梁纥。这是字和名的合称,春秋以前有种称法,字在前,名在后。“叔梁”是字,“纥”是名。《左传》称做鄹人纥(襄公十年),这是官和名的合称。春秋时代一些国家,习惯把一些地方长官叫“人”,孔子父亲曾经做过鄹地的宰(即长官),所以叫他鄹人纥。鄹人纥在孔子出生后不久死去,只留得孔子的寡母存在。相传寡母名征在。寡母扶养孔子,孔子也得赡养寡母,因之,他不能不干些杂活。他自己说:“吾少也贱,故多能鄙事。”(9·6)鄙事就是杂活。委吏、乘田或许还是高级的“鄙事”。由此可以说,孔子的祖先出身贵族,到他自己,相隔太久了,失去了贵族的地位。他做委吏也好,做乘田也好,干其他“鄙事”也好,自必有一些共事的同伴。那些人自然都贫贱。难道自少小和他共事的贫贱者,不给孔子一点点影响么?孔子也能够完全摆脱那些人的影响么?这是不可能的。
  第二,孔子是鲁国人。在孔子生前,鲁国的政权已在季、孟、仲孙三家之手,而季氏权柄势力最大。以季氏而论,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。当奴隶制度衰落时,他分得“公室”三分之一,便采用封建的军赋制度;到昭公五年,再“四分公室”,其他二家都学习他的榜样,全都采用军赋的制度。这是他的进步处。但鲁昭公自二十五年出外居于齐国,到三十二年死在乾候,鲁国几乎七年没有国君,国内照常安定自不必说,因为政权早已不在鲁昭公手里。但季氏,即叫季孙如意的,却一点没有夺取君位的意图。还曾想把鲁昭公迎接回鲁国;鲁昭公死了,又立昭公之弟定公为君。这不能说是倒退的,也不能说是奇怪的,自然有它的原由。第一,正是这个时候,齐国的陈氏(《史记》作田氏)有夺取姜齐政柄的趋向,鲁昭公三年,晏婴曾经向晋国的叔向作了这预言,叔向也向晏婴透露了他对晋国公室削弱卑微的看法。然而,当时还没有一个国家由权臣取代君位的,季氏还没有胆量开这一先例。何况鲁国是弱小国家,齐、秦、晋、楚这些强大之国,能不以此为借口而攻伐季氏么?第二,鲁国是为西周奴隶社会制作礼乐典章法度的周公旦的后代的国家,当时还有人说:“周礼尽在鲁矣。”(《左传》昭公二年)还说:鲁“犹秉周礼”(闵公元年)。周礼的内容究竟怎样,现在流传的《周礼》不足为凭。但周公制作它,其本意在于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,是可以肯定的。这种传统在鲁国还有不少力量,季氏也就难以取鲁君之位而代之了。孔子对于季氏对待昭公和哀公的态度,是目见耳闻的,却不曾有一言半语评论它,是孔子没有评论呢?还是没有流传下来呢?弄不清楚。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,即孔子作为一个鲁国人,他的思想也不能不受鲁国的特定环境即鲁国当时的国情的影响。当时的鲁国,正处于新、旧交替之中,即有改革,而改革又不彻底,这种情况,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。
  第三,孔子自己说“信而好古”。(7·1)他的学子子贡说他老师“夫子焉不学?而亦何常师之有?”(19·22)孔子自己又说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;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(7·22)可见孔子的学习,不但读书,而且还在于观察别人,尤其在“每事问”。(3·15)即以古代文献而论,孔子是非常认真看待的。他能讲夏代的礼,更能讲述殷代的礼,却因为缺乏文献,无法证实,以至于感叹言之。(3·9)那么,他爱护古代文献和书籍的心情可想而知,由《论语》一书来考察,他整理过《诗经》的《雅》和《颂》,(9·15)命令儿子学《诗》学礼。(16·3)自己又说:“五十以学《易》。”(7·17)《易》本来是用来占筮的书,而孔子不用来占筮,却当作人生哲理书读,因此才说:“五十以学《易》,可以无大过矣。”他引用《易》“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”二句,结论是“不占而已矣”。(13·22)他征引过《尚书》。他也从许多早已亡佚的古书中学习很多东西。举一例子,他的思想核心是仁。他曾为仁作一定义“克己复礼”。(12·1)然而这不是孔子自己创造的,根据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孔子自己说的话,在古代一种“志”书中,早有“克己复礼,仁也”的话。那么,孔子答对颜回“克己复礼为仁”,不过是孔子的“古为今用”罢了。孔子对他的儿子伯鱼说:“不学礼,无以立。”(16·13)这本是孟僖子的话,见于《左传》昭公七年,孟僖子说这话时,孔子不过十七、八岁,自然又是孔子借用孟僖子的话。足见孔子读了当时存在的许多书,吸收了他认为可用的东西,加以利用。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少影响。
  第四,古人,尤其春秋时人,有各种政治家、思想家,自然有进步的,有改良的主义的,也有保守和倒退的。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,有的作好评,有的作恶评,有的不加评论。由这些地方,可以看出孔子对他们的看法和取舍,反过来也可以从中看出他们对孔子的影响。子产是一位唯物主义者,又是郑国最有名,最有政绩的政治家和外交家。孔子对他极为赞扬。郑国有个“乡校”,平日一般士大夫聚集在这里议论朝庭政治,于是有人主张毁掉它。子产不肯,并且说:“其所善者,吾则行之;其所恶者,吾则改之,是吾师也,若之何毁之?”这时孔子至多十一岁,而后来评论说:“以是观之,人谓子产不仁,吾不信也。”(《左传》襄公三十一年)孔子以“仁”来赞扬子产的极有限的民主作风,足见他对待当时政治的态度。他讥评鲁国早年的执政藏文仲“三不仁”,“三不知(智)”。其中有压抑贤良展禽(柳下惠)一事(《左传》文公二年),而又赞许公叔文子大力提拔大夫馔升居卿位。用人唯贤,不准许压抑贤良,这也是孔子品评人物标准之一,又譬如晋国有位叔向(羊舌佾),当时贤良之士都表扬他,喜爱他。他也和吴季札,齐晏婴,郑子产友好,孔子对他没有什么议论,可能因为他政治态度过于倾向保守罢。春秋时代二三百年,著名而有影响的人物不少,他们的言行,或多或少地影响孔子。这自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。
  以上几点说明,孔子的思想渊源是复杂的,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。我们今天研究孔子,不应当只抓住某一方面,片面地加以夸大,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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